2021-11-14 09:14: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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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米尔诺夫曾经说:“天才不能使人不必工作,不能代替劳动。要发展天才,必须长时间地学习和高度紧张地工作。人越天才,他面临的任务也就越复杂、越重要。”
勤劳勇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而辛勤劳动几乎成为了镌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责任。自20世纪50、60年代开始,中国兴起了包产到户。尽管那时候社会的大环境并不利于包产到户的发展,众人皆依旧情绪高涨。
人们一直认为当年的毛主席曾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,事实真的如此吗?包产到户推动了中国农业发展,但是为什么遭到毛主席坚决反对呢?
发展历程
1956年,包产到户第一次在中国的农村兴起。彼时农业合作化造成了众多农民积极性不高,农村发展存在着动力不足的问题。与此同时,长期的农业合作化让内部的平均主义愈演愈烈,农民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。
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农村开始了包产到户的探索。四川省成为包产到户的排头兵,他们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包工、包产、包成本政策落实到一个个生产小组,之后进一步落实包产到户。
事实上,四川地区是整个中国最早推行包产到户政策的地区。不久之后,安徽省、浙江省、广州省等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开始发展包产到户。
1957年,浙江省永嘉县的包产到户探索已经小有成就,小小的一个县城已经有200多个合作社推广了包产到户,其影响也在不断辐射其他县城。
包产到户在南方地区发展如火如荼,不久之后就遭到了打压。1957年5月,全国范围内兴起了运动。为了识别这一问题,农村开展了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,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。
事实上当时关于社会性质的争辩最主要的目的,就是明确农村存在着的问题,例如农业生产合作社究竟有没有存在的具体意义等。
在辩论刚刚开始的时候,部分人认为包产到户是在循环资本主义的道路,因此包产到户也成为了被舆论讨伐的对象。
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让Z倾错误在全国泛滥开来,农村的生产力被严重破坏。为了纠正错误,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开始在郑州、武昌、上海等地区连续召开了4次会议,想要解决人民公社化产生的一系列消极影响。
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的政策,农村地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一次被提上日程。各地的生产大队对生产采取三包一奖的政策,以此来克服农村出现的平均主义以及农村生产秩序混乱的问题。
自此,江苏、湖北等地区再一次兴起了包产到户的高潮。其中河南省的新乡和洛阳是1959年包产到户政策推行成效最显著的地区。
当地的领导大力支持包工到户、定产到田、个人负责、超产奖励等众多的政策,大约有60%的村民都重新分配到了土地。
这一轮包产到户的高潮是随着Z倾错误纠正的风气发展的,然而庐山会议之后,包产到户再次受到打压。会议后期中央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,不久之后,中共再次兴起了反Y倾的斗争。
在众人眼中,包产到户是一种极端落后的做法,它代表着历史的倒退,甚至有人为包产到户戴上了反动的帽子。
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,包产到户逐渐与Y倾机会主义产生了关联,人们以防止Y倾机会主义帮助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为理由,再一次禁止了包产到户的推行。
反Y倾主义发展轰轰烈烈,中国的政治建设遭到了一定的破坏。经济上的Z倾错误日益明显,浮夸风、共产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蔓延。
同时,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为中国农村的生产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。1959年到1961年,中国历经了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,中国经济陷入泥淖。为了扭转局势,中共中央作出了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的指示。
在这个过程中,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一次被提上日程。安徽省、浙江省、甘肃省等地区又一次开启了包产到户的道路。在1961年末期,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已经占据了20%,其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。
再次兴起的包产到户依旧遇到困难,尽管中央与地区已经明确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,却仍有人对包产到户提出质疑。在1962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之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,包产到户被人们定性为单干风。
有人趁机浑水摸鱼,将包产到户说成是反对社会主义、复辟资本主义,同时也是地主、富农的思想,此举必然导致中国农村地区的封建复辟。这些质疑的声音再次高过了对包产到户支持的声音,在全国加紧修复纠正的同时,包产到户再次衰落。
毛主席的态度
1962年前后,中国共产党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存在着众多不同的主张,毛主席将包产到户看作是严重的阶级斗争,并且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顾虑。
事实上这只是某一阶段毛主席对包产到户的态度。在包产到户兴衰的过程之中,毛主席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了对包产到户的支持。
1961年3月,广州会议召开,曾希圣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、包产到户的具体措施以及优缺点向毛主席作了严格的汇报。
毛主席听完之后沉思了一会,点点头说:“你们试验嘛!搞错了就是检讨,如果搞好了,能增产10亿斤粮食,那就是中国的大事。”毛主席做出表态之后,曾希圣立马打电话给安徽省的领导者,告诉他们放开手脚去实践。
从毛主席与曾希圣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,在20世纪60年代,毛主席曾经表示了对包产到户的全力支持。不久之后,毛主席让人转告曾希圣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在小范围内搞试验。
曾希圣
曾希圣似乎感觉到了毛主席的顾虑,于是写了一封信,具体陈述了包产到户的优点、缺点,寄给了毛主席。
1961年7月,毛主席外出视察,途中经过安徽,曾希圣再次向毛主席汇报了包产到户的实施情况,他得出了一个结论:包产到户的优点大于缺点。
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:包产到户能够提高产量,如果你们认为没有问题的话,是可以普遍推广的。毛主席还补充道,如果包产到户确实有着明显的优势,可以多搞一些。
此时毛主席已经两次明确表示了对包产到户的支持,中国农村便放心地推广。早1961年年底,安徽省的包产到户一共有261249个生产队,占据总生产队的90%。
包产到户取得了显著的成就,农民们喜获丰收。他们向国家缴纳的粮食比从前增加了1.41亿公斤,而安徽省的购粮标准也提高了很多。
粮食增产已经让人们看到了包产到户的优势,然而毛主席却对曾希圣说:“如今生产已经恢复了?是否能将这个方法变过来?”也就是说,毛主席希望暂停包产到户,重新恢复原来的农业合作化的方式。
不久之后,曾希圣因为各种原因被撤职,中央派遣专人来到了安徽省担任负责人。他们上任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此举遭到了安徽省人民和领导干部的强烈反对。
为此人们为毛主席写了报告,说明了包产到户的优越性,人们强调,农业生产有了包产到户将会如鱼得水。
不久之后,华东农委派遣专人来到了安徽省进行调查,最终得出的结果是,全年实行包产到户的15个生产队伍,每一个都超额完成目标。在座谈会上,众多的干部都表示了对包产到户的留恋,中央的部分领导也表示了对包产到户的全力支持。
1962年,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,会议上毛主席提出:“阶级斗争要年年讲,月月讲,天天讲”。毛主席希望人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,与此同时,毛主席给包产到户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,那就是单干风。
毛主席批评了中央内部选择支持包产到户的官员,强调包产到户推行到底就意味着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。出于种种考虑,会议甚至撤销了支持包产到户的农村干部以及中央干部的官职。
不久之后,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开始持续恶化,包产到户一次次地受到排挤和打击。在动荡的年代,中国一直反对修正主义,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反对三自一包,其中的一包就是包产到户,而三自就是自留地、自由市场以及自负盈亏。
中央推行的政策处处打在包产到户的痛点上,如此,其生存空间也十分狭窄。那时候坚持推行包产到户的人都遭到了强烈的批判,他们被批斗、被打倒,甚至是失去了生命。在政治、社会环境混乱的前提下,包产到户也无法继续发展。
居安思危
从包产到户发展的几十年状况来看,其为中国农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。首先,中国的包产到户带有部分家庭经营的色彩,比较适合农业的生产和发展,有利于提高农民的主动性和责任感。
包产到户、自负盈亏让众多的农民产生了危机意识,因此他们的每一项劳动都是有效投入,如此便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。
包产到户无疑是适合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制度,上个世纪的包产到户经验告诉我们,发展农业不能照搬工业的经验,否则只能是事倍功半。
其次,包产到户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一方面中国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的农民实现了自给自足,他们也能为国家缴纳粮食。
在中国经历严重的粮食饥荒的时候,包产到户的优势足够明显。从根本上来说,包产到户保证了农民的利益,如此才能真正地将政策落实到底。
人们不禁十分疑惑,既然包产到户意义重大,毛主席为何依然坚决反对呢?一方面,基于中国的政治、思想环境的判断,毛主席产生了危机意识。
随着包产到户在中国农村迅速发展,毛主席认为人民公社经济还不够巩固,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推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并不到位。
毛主席希望马克思主义镌刻在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中,而包产到户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众多的矛盾点,因此必须要提高警惕。
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已经急剧恶化,毛主席一直对此十分担忧。那时候,其他国家正在趁着中国面临灾难、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,企图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。
将国际和国内的背景结合起来,毛主席认为党内、国内都必须推行阶级斗争,确保国家思想、路线的纯洁性。另一方面,在包产到户推行的过程中,农民的要求与国家的主张产生了偏差。
彼时毛主席出于大局的考虑要求停止包产到户,然而众多的农民都从包产到户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,不想要轻易舍弃。中央要求放弃,农民誓死追随,如此便出现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。
这样的意见分歧更让毛主席认为自己一直以来的警惕是正确的,目前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传播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,而农村目前的思想给资本主义复辟创造了条件。也正因如此,毛主席坚定了抗拒包产到户的决定。
包产到户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农村经济改革,尽管其发展过程历经千难万险,最终依旧取得了皆大欢喜的成就。于中国而言,包产到户创造的辉煌也将永远载入史册。